文/王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各地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努力整顿遭受严重打击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指导地方党组织转变斗争方式。经过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共同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福建、顺直、河南、陕西、广西等地的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得比较快。在山西、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党组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些党组织的发展，对各项工作尤其是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在恢复重建省级领导机构的过程中，各地省委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破坏。然而英勇的共产党人不惧白色恐怖，积极成立临时省委，继续承担起省委的神圣使命，履职尽责。本文按照各地临时省委成立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分类进行叙述，以让后人了解其所承担的重要职责及起到的重要作用。
临时省委的类型
1927年６月，中共中央专门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党的地方组织设置作了较大的变动，在省、市及县、区设地方组织。该决议案把党的区委改称为省委、地委改称为市委或县委，还规定：省、市及县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委员会推荐若干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委员会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委员会工作，改选委员会；委员会还须向上一级领导机关作书面工作报告等。这就明确规定了地方组织的设置、组成、职权等，根据该规定，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湖北省委、湖南省委、广东省委等。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些地方还成立了临时省委，依然承担着省委的职责。本文将按照不同类型逐一叙述，以期呈现各地临时省委的概貌。
（一）以中央局命名的，有临时南方局。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中央的派出机关。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虽然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不属于省委，但是毕竟有别于党中央，且其主要职能是指导地方党组织建设，因此在此予以论述。
◆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记录。8月9日至11日，张太雷参加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被任命为南方局委员和广东省委书记。
1927年8月11日，党中央根据八七会议决议，决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陈权等七人在广东组织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领导两广和闽南等地工作；在周恩来等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三人组织临时南方局，负有报告八七会议决议和整顿省委组织之责；任命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对此，8月中旬，张太雷带着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到达上海，与刚刚从广州赶到那里向共产国际驻上海机构汇报工作的黄平会合，并于19日秘密来到香港，准备召集广东省委的负责人开会。（由于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广东省委机关迁至香港办公。）8月20日，张太雷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决定以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由于当时党处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之中，张太雷没有随身携带任何文件，只是事先背下来，然后凭记忆进行传达。接着，他又传达了临时中央关于组织安排的决定：“我来之前中央已经决定，由周恩来、彭湃、恽代英、陈权、黄平、张国焘和我组织中共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省委和闽南、南洋的支部。在南方局里，张国焘同志任书记，周恩来同志任军事委员会主任。现在国焘同志、恩来同志、彭湃和代英都在南昌起义的部队里，一时还到不了这里。中央决定由我和黄平、杨殷三人组成临时南方局，先行负责指导南方的工作。广东省委进行改组，由我兼任书记。”张太雷传达完后，到会的同志一致表示拥护。此后，临时南方局积极筹备广州起义。9月27日前后，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张太雷任书记。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香港召开，改组南方局，决定以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为南方局委员，张太雷为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成员仍负责军事委员会工作。10月22日，党中央决定取消南方局，并于23日致信南方局并广东省委通报此事。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政治通讯第2号中正式通报各省撤销南方局。这样，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的南方局只存在了3个月便告结束。1930年、1939年中共中央又分别成立过南方局，由于不存在临时阶段，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
（二）以省命名的，有云南临时省委、陕西临时省委等。
由于工作需要和地域限制，共产党地方组织大多以省域为单元建立和发展，因此省级领导机关也多以省命名。限于篇幅，无法将所有临时省委的情况一一呈现，因此每个大区域选取一个省为例，予以详细叙述。
西南地区以云南临时省委为例。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云南的共产党组织于1927年11月才收到八七会议文件。特委会议于12月召开，选举产生了云南第一届临时省委，王德三任书记。1928年3月，昆明地区的党组织、工会、农协等群众组织遭到破坏。4月，由于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和前往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赵祚传、吴少默、吴澄三人临时组成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的职权，领导全省斗争。为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云南省于1928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临时省委，陈廷禧任书记。到该年年底，党团员人数发展到600多人，建立了中共迤南区委、蒙自县委和个旧、石屏、嵩明3个临时县委。1929年1月，省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改选了临时省委，张永和任书记。5月，根据中央决定临时省委书记改为王德三。在临时省委领导下，到1929年底，云南省建立了昆明市委、迤南特委和蒙自、石屏等9个县委，全省党员也有很大发展。为此，1929年底中央批准云南正式建立省委，书记仍为王德三。
◆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
西北地区以陕西临时省委为例。党的六大召开后，陕西省委于1929年1月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改选了省委，曹趾仁任书记。2月，党团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省委委员大部分被捕。3月，省委委员张国藩等在渭南召集会议，决定成立临时省委，杜衡任书记。７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传达了中央指示和决议，再次调整了省委成员，杜衡为书记。会议决定今后工作主要是恢复组织，抓紧士兵和难民救济工作。会后，临时省委派人分赴陕北、陕南、渭南等地整顿、恢复党组织。1930年7月，临时省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仍由杜衡任书记。陕北党、团组织在六大决议指引下工作进展较好，尤以军事工作为突出。此后数月，全省党的组织逐步恢复。1933年7月，杜衡被捕叛变，使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35年夏，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共产党员高克林与在西安的孙作宾、崔廷儒等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决定重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同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临时省委归中央直接领导。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西安重建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省委恢复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到1937年5月，已有26个县重建了党的组织，党员人数超过千人。此后，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此外，河北、山东、山西、浙江、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等省也都成立了临时省委，领导当地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三）以跨省区命名的，有闽浙边临时省委等。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反动势力强大，中国共产党只能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领导革命和发展组织，这些地方大多位于两省或几省交界处，因此成立的省委和临时省委有跨省命名的情况。
以闽浙边临时省委为例。由于国民党军“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央军”和四省反动力量“围剿”边区红军，而此时闽浙边红军失去上级领导，相互隔绝，各自为战，十分不利于反“围剿”作战。这就需要将浙、闽游击区统一起来，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1935年11月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县白柯湾宣布正式成立，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方志富、洪家云、许旺11人组成（黄富武于10月被捕，方志富于10月牺牲，因未得到消息，仍选他们为委员），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下辖浙西南和闽东两个特委。同时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闽东特委将有一定工作基础的福鼎、鼎平地区划给闽浙边临时省委直接领导。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一方面对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进行革命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另一方面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从而使闽浙边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共同抗日协议，将分散活动的武装力量集中于平阳县北港，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到1938年，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辖浙西南、浙东南、浙南三个特委和温州市委。同年5月，由于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撤销。
此外，湘鄂西、湘鄂川黔、闽粤赣等临时省委也都纷纷成立，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
（四）由多个临时特委合并成临时省委的，有福建临时省委、湘赣临时省委。
福建临时省委。八七会议时，中央决定福建省临时划分闽南、闽北两区，闽北临委直属中央，陈昭礼任书记；闽南临委由广东省委领导，罗善培任书记。1927年12月4日至5日，闽南、闽北两个临委在漳州南靖召开福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福建临时省委，陈明任书记。由于委员中没有工农代表，经请示党中央，增补中共闽南特委工运委员许土淼为常委，临时省委机关设在厦门。1928年2月10日，福建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临时省委常务委员会，罗明任书记，常委分别为陈祖康、王海萍、陈昭礼、许土淼、陈真仔和林香仔。4月，罗明等人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陈祖康代理书记。6月，陈祖康叛变投敌，临时省委迅速召开紧急扩大会议，改组临时省委，刘乾初任代理书记。8月26日至27日，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正式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刘乾初任书记。这为福建革命形势的发展指明正确方向，促进了福建革命形势的高涨。
湘赣临时省委。1931年1月，中共赣西南特区委成立以后，由于敌人的阻隔，一直未与其他党组织取得联系。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围剿”规模愈来愈大，为适应斗争需要，统一和整合赣西南、湘东南苏区党的领导和武装力量的任务被提上日程。5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将赣西南特区委取消，在赣东成立三个特委，即赣东、赣南、永吉泰三个特委，直属中央局指挥；在河西成立湘东南省委，领导河西及湘东南工作，并指定王首道任省委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王、甘二人于6月到达中央苏区。随即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听取王首道关于中央决定成立湘东南省委的汇报，讨论省委的人选。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中央原拟成立的湘东南省委改为湘赣省委，领导原赣西南特委所辖的西路、北路、南路三个分委和湘东南特委。同时加派林瑞笙、袁德生、张启龙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8月1日，王首道主持召开湘东南特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西路分委联席会议。王首道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宣布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成立，由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袁德生、张启龙、刘其凡、李弼（未到职）组成，王首道任书记。湘赣省管辖永新、莲花、吉安等21个县，县城及全县都是苏区的有永新、莲花两县。湘赣临时省委成立后，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巩固和扩大了苏区，促进了各种群众组织的成立发展，有力推动了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事业的顺利实施。
（五）以省的一部分命名的，如北满临时省委。
◆中共东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赵尚志。
在东北三省，1936年3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1935年开始直接领导东北工作）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后未正式成立）、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这一改变虽然加强了各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却使整个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失去了原满洲省委那样的统一领导，给东北各地区的抗日斗争带来了困难。6月，东满、南满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两省委合并成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随着北满地区抗联第3军、第6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及游击区的不断扩展，给北满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要求。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3军、第6军党委，于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重大问题，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等15人为执行委员，赵尚志任执委会主席，冯仲云任书记。1937年7月，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会改组，张兰生任书记。省委下属哈东、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上江特委。此后，在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下，北满的抗日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六）由特委改为临时省委的，如广西临时省委。
◆中共广西特委书记朱锡昂。
八七会议后，由于广西党组织在城市的机关全被破坏，党中央决定将广西地委改为广西特委，归广东省委领导。1928年1月，广西特委成立，邓拔奇任书记。与此同时，广东省委把参加广州起义的一批共产党员，如朱锡昂、雷经天、谢生桦、俞作豫等派回广西，增强了广西党组织的战斗力。1928年上半年，建立了桂平、平南、武宣、贵州、容县5个县委和梧州市委，党员数量发展到800余人。6月，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朱锡昂任特委书记。9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广西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但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广西党组织进行了多次更改。1929年1月，中央决定将广西临委改为广西省委。3月底，中央认为“广西目前工作的范围确实无组织省委的必要”，仍决定广西省委改为特委，与南洋临委归广东省委领导。
（七）组建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展党的工作的，如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等。
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1936年9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薛尚实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除在广东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外，还派人到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9月，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取消1936年成立的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张文彬任书记，领导两广工作。次年4月，南方工作委员会撤销，组建广东省委。这一时期，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得到迅速发展。
华中地区以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例。早在1935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为加强河南党的工作，决定派沈东平到河南恢复和发展河南地方党组织。1936年7月，沈东平主持成立了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在临时工委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开封支部、郑州工委、洛阳支部、中共豫西工委、许昌县委、豫西特委。1937年4月，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刘子久任书记。省工委成立后，把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作为主要任务，并把全省各地零星分散的组织和党员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
华东地区以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例。1936年春，中央派潘汉年、冯雪峰到上海。潘汉年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冯雪峰负责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的情况，使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和中央接上关系，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作准备。1936年九十月间，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该年年底，在冯雪峰领导下，建立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负责了解和管理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组织。到1937年5月前，临委成员分别联系了工人临时工作委员会、学生临时工作委员会、救国会工作委员会和文化界、海关职员、巡捕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60人左右。
此外，武汉、云南、广西也都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当地的组织发展和革命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临时省委所具有的特点
作为党的省级领导机构，临时省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按照中央要求，及时组建省级领导机构。
在革命低潮期间，党的领导面临困难，党中央根据形势需要，成立了临时中央机构。在这个大环境下，各省的共产党人接受党中央的领导，纷纷组建各种形式的省级临时领导机构，动员发动群众继续进行革命。这种组织架构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央到地方，临时中央、临时省委、临时特委和临时县委，从上到下，各自负责各自区域和层级的党务工作。临时省委基本上都起到了领导本省开展革命斗争和发展党组织的重要作用。
（二）存在时间短，变动性大，多次被破坏又屡次重建。
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实行白色恐怖，对中共进行残酷镇压，使得很多省级临时机关多次遭到破坏。有的临时省委存在时间很短，如河南省只存在了一个多月。由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敌人的残酷镇压，河南省委机关接连遭受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等负责人先后被捕。4月中旬组成临时省委，5月下旬重建正式的河南省委，开始纠正盲动主义错误。临时省委虽然遭受多次破坏、领导人被捕，但是后继的共产党员又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再次组建省级机关，继续战斗。另外，四川、山东、河北等省的共产党员也都不惧白色恐怖，前仆后继，屡破屡建，反复恢复重建省委机关，勇敢地承担起了领导本省革命斗争的重任。
（三）形式多样，宜统则统宜分则分。
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任务的需要，随时调整省级临时机构的建制。如在广西临委改为省委后，中央认为“广西目前工作的范围确实无组织省委的必要”，又将广西省委改为特委，与南洋临委归广东省委领导。又如，中央决定暂时取消安徽临时省委，将全省划分为芜湖、阜阳、安庆、六安等9个中心区，由中央直接领导。除了取消和拆分外，也有合并的情况，如中央将湘东南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组建湘赣临时省委。所有的调整都是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也都得到了临时省委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关于临时省委的评价
与评价临时中央的成绩和错误一样，需要辩证地看待临时省委。各地的临时省委结合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作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对中国革命有功，但在实际工作中也都犯了“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一）为中国革命作出积极贡献。
1.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有些临时省委与军队联合开展军事斗争，为巩固发展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如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共同抗日协议，将分散活动的武装力量集中于平阳县北港，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此后，粟裕率游击总队主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组织序列，为闽浙边根据地的形成作出积极贡献。另如，福建临时省委领导成立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后将部队统编为红军第7军19师，成立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2.积极参加抗日斗争。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有的临时省委开始把抗日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抗日联军在松花江两岸的顽强斗争和游击区的不断扩大，引起日军的仇视，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动大“讨伐”。北满临时省委领导抗联主力在坚持老游击区斗争的基础上，又开辟小兴安岭西麓的铁力、庆城、海伦等地的新游击区，在抗日斗争中取得较大成果。另如，闽浙边临时省委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虽然双方代表在随后的谈判中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国民党当局主动要求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对方再次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3.领导地方武装斗争。各地临时省委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积极领导发动武装暴动。如福建临时省委直接领导平和暴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后，主要领导人到平和宣传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具体组织和领导农民武装起义事宜。中共平和县委召开会议，决定“率领群众，实行暴动”。暴动委员会由平和县委书记朱积垒任总指挥，罗育才任副总指挥，以长乐乡农军为主体，包括饶平、大埔部分农军，发动起义并攻占县城，为保存实力，后转入平和西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平和暴动是中共福建党组织积极执行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具体表现，是武装反抗国民党的一次英勇尝试。
（二）受国内外斗争环境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犯了“左”右倾错误。
1.肃反运动扩大化。有些临时省委在肃反运动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重大损失。如湘赣临时省委执行“左”倾指示较为坚决。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开始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富田事变的发生，把肃反推向了一个高潮。临时省委组建后，便立即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展开肃反工作。后来据王首道回忆：“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制造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名单，责令我们临时省委审理。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时的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在方针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在组织上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以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湘赣全省肃反扩大化，不少党员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和处理，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犯了“左”倾错误。有些临时省委盲目执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挥，不切实际地发动起义和成立苏维埃政权，导致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力量严重受损。如在河南，临时中央和上海中央局派来的巡视员和干部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极力推行“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胜利”的冒险政策，多次指责河南党组织犯有严重右倾错误，4次重建和改组中共河南省委，强令各地武装暴动，强令城市党组织采取进攻策略和公开方式，号召和组织罢工、罢课、罢市、游行集会，致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从1931年到1935年，河南党组织连续遭受多次严重破坏，革命力量损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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